当同事在我办公室里哭泣着讲述他刚刚被迫退休的详细情况时,我感到非常窘迫。当时我担任助理教授才一年,而他则是学术界知名人物。我为他感到难过,但作为一个不爱哭的人,他哭泣时我不知道该往哪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和我这一代大多数男性一样,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保持冷静,学会处理问题。哭是不行的,因为这会被视为软弱和脆弱的表现。令我震惊的是,同事竟然在我面前落泪了。那种恐慌和困惑一直伴随着我,久久不能消散。
与那位即将退休教师的那次经历发生在20年前。多年后,当我成为更资深的导师,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一次,一位刚入行的同事询问我有关职业转型的问题,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还没准备好。谈话继续进行,但40分钟后,她明显变得情绪低落,开始哭泣。当我试图继续对话时,那种对如何回应的不确定感再次涌上心头,就像多年前一样。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同事在我的办公室开完会,出门时手被门夹伤了。他疼痛难忍,神情十分沮丧。这一次,他的眼泪完全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检查他的伤势是否严重,并立即按照接受过的安全培训流程处理。然而,之后我却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当眼泪反映的是身体上的疼痛而非情绪上的困扰时,我的反应会如此不同呢?
思考这两种情况后,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为情绪的宣泄留出更多空间,并且要坦然接受这种情绪所传达的信息。那位刚入行的同事情绪低落的迹象早就存在了——她说话迟疑、犹豫不决,哭泣只是将原本就存在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表达得过于直接了,以及我怎样做才能减少对她情绪的影响。而且,我不应该将她的哭泣视为一个问题,而应将其当成一个机会,以便更好地了解她。
在学术界,我们很少接受这样的训练——如何应对同事情绪失控的情况。但这一点与懂得如何处理身体疼痛的哭诉同样重要。现在,当与我共事的人开始哭泣时,我知道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也不能立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会试图放慢对话节奏,给对方反应留出空间。我会更仔细地留意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包括自己说话的内容和方式。只有等情绪过去之后,我才会回到引发流泪的那个话题上。
我仍能感受到之前那种不适感的余绪,但我不再将其视为需要消除的负面因素,因为在这些时刻,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们能够促成更开放和坦诚的交流,并标志着对话中一个重要的转变——从常规讨论转变为更具意义的交流。眼泪往往出现在工作和生活中那些关乎重大决策的时刻:留下还是离开、进步够不够、这条道路是否仍然可行。
有时我会回想起早年在办公室的那次事件。如今,我会对年轻时的自己说,我不需要安慰那个正在哭泣的人,也不需要逃避这种情绪反应。眼泪应该提醒我,作为教师、同事,我的职责不仅在于带领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还在于接纳那一刻站在面前的那个完整的人。
有时最有用的做法并非是停止流泪,而是留意这些泪水想告诉我们的信息——关于这个人,也关于我们共同经历的职场生涯。■
Gavin Schwarz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教授。
DOI:10.1126/science.zwwtjg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6年7月16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how-i-hold-space-crying-work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