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呼吁志愿者在“大脑意识周”期间去当地学校做活动时，我欣然接受这个机会。过去三年我一直埋头苦读，专注于自己的神经科学博士学位。但我也很乐意走出去，分享学到的知识。活动时，我和其他研究生带去了一个真正的人脑，以它为参照，讲解额叶、海马体、杏仁核以及其他大脑区域。“创造力位于大脑的哪个部位？”一名学生问道。能帮助他们稍稍理解为什么祖父母会记不住事情，或者解释为什么他们患有自闭症的兄弟姐妹的大脑运作方式有所不同，让我感到非常满足。第二天，我又回归平常的实验室工作，但这段经历播种下一颗种子，最终引领我走向新的职业道路。
进入研究生院时，我怀揣着和许多同学一样的期望——成为一名教授。我想象着一边管理一个研究实验室；一边给本科生授课，激发他们对探索的热情。
虽然学校没有要求我授课，但我还是向系里争取到了助教的职位。此外，我还时不时地参加一些拓展活动，如担任科学展览的评委、带领参观实验室以及作讲座。不过，我还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上，因为有人告诉我，如果想在学术界谋得一份工作，研究应当是首要任务。
多年来，我对这种状态非常满意，我喜欢探索新发现并发表相关论文。但在成为博士后之后，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感觉自己迷失在研究的细枝末节中，渴望看到更宏观的影响。
苦苦挣扎之际，传单和电子邮件纷至沓来，宣布我所在的研究所将举办首届职业研讨会。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我能否在学术界以外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呢？
教育小组讨论会吸引了我。科学家们讲述如何转行到博物馆或研究机构，在那里向孩子们和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这让我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科学教育可以成为一种职业。会后，我向教育小组成员请教如何才能追随他们的脚步，尽管我承认“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教育小组让我相信，我可以将对科普的兴趣发展成为一份事业。但在结束博士后研究后，我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障碍。我很快意识到，这条新路不像学术道路那样一帆风顺。怎么才能找到相关的工作呢？我暗自思忖。我担心会遭遇以前同事的轻视，他们可能会认为我是个失败的博士后。当时我已年近40岁，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但我还是鼓起勇气，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道路。
最终，我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起初，我为公众撰写有关科学发现的文章，并在一家科学拓展中心工作，之后在一所公立高中教生物。第一年很艰难，因为我得学习课堂管理以及最佳教学方法。但很快，我就熟悉了新职业并对选择充满信心。
在十年教学生涯中，我一直乐于寻找方法将复杂的概念分解成简单的部分，我接受的科学训练在指导学生做实验以及帮助他们认识到没有所谓“正确答案”时派上了用场。我喜欢分享自己的研究经历，包括实验失败的频率。想到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引导学生的生活走向新的方向，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有时，我会满怀留恋地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但看到自己对年轻人的生活产生的直接影响后，我知道选择的新道路与自己的技能和热情十分契合。科学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以不同的方式服务社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点，现在我感到心安理得。■
Catherine Croft是Nysmith学校的联合教师，也是Catlilli游戏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DOI:10.1126/science.z4mz45j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5年1月2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early-career-researcher-i-loved-doing-outreach-so-i-made-it-my-care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