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是一位老保护工作者了。过去40多年，他长期从事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目睹过长江江豚数量锐减，也见证了其数量止跌回升。
长江江豚数量的变化，是我国生态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曾经历过低谷、走过弯路，但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探索出保护与发展兼顾的方法，并取得初步成效。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征程中，有一个关键历史事件——1973年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
9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大会约10年举办一届，是“人与生物圈计划”领域地域覆盖面最广、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会议。
“大会能够落地中国，充分彰显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王丁表示，“表明中国在‘人与生物圈计划’领域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更高期待。”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一个科学计划，强调用科学方法分析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王丁介绍。
基于这个使命定位，1971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正式发起。两年后，中国参与第二次国际协调理事会，正式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
到1978年，为进一步推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获批成立，秘书处设立在中国科学院。自此，“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国际上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也逐渐传入中国。
而后很长时间里，中国作为参与者，学习借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相关理念，并结合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区实践进行本土化调整。如1993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第八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并制订相关行动计划，标志着“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进入融合发展阶段。
同时，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国际交流合作、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多个维度取得显著成效，如协助中国34个自然保护地成功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创办大众科普期刊《人与生物圈》、开发以智能化野生动物监测系统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平台……
这些成绩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维护和发展，也让全球看到了我国对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决心和实力。近年来，随着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在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方面逐渐开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本次举办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申请，更是得到一致通过。“与会人员在表态时主要说了这几点，中国有办大事的能力和经验，王丁秘书长的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展现了对这次大会的重视。”王丁回忆道。
从“濒危动物”到“香饽饽”
不可否认，自然保护区工作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末，我国重点发展经济，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普遍薄弱，自然保护区事业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王丁回忆道，“甚至由于缺乏经费支持、研究手段有限、难以收集有效数据发表学术论文等原因，研究濒危动物保护的人，一度成为了‘濒危动物’。”
幸运的是，一批有情怀的科研人员和保护区工作者坚持了下来。他们常年驻扎在荒郊野外，靠脚步丈量保护区的每一寸土地，凭肉眼识别珍稀物种，用纸笔勾勒保护区图景……这些工作，不仅为我国生态学学科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石，也发展了技术，保护了人才火种。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立足当时国内约280个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结果，开展自然保护区可持续管理政策研究。面对“我国整体生态环境仍在恶化”的结论，忧心忡忡的科学家们决定站出来。
2002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时任主席许智宏院士与其他21位两院院士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将保护区经费投入纳入国家预算计划，保障保护区建设与运行的基本费用”的建议，并在媒体呼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经费投入。
这次发声，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改革，促进了资金投入机制的优化和政策体系的完善，也给从事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工作者带来更多信心。
再往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保护从“冷门研究”变为“国家所需”。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完善的学科体系、日益丰富的研究手段以及更为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
“现在，从事生物保护工作的人成了‘香饽饽’。”王丁笑道，“已经涌现出多个专注鲸豚类研究和保护的队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负责人或骨干成员都是我的学生，这也是让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
王丁同时指出，相比于当前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所需的人才，我国相关领域年轻科研人员的数量仍需扩充，专业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CBRN青年创新小组的成员以保护区内部工作人员为主，科研人员的参与度仍较少。”王丁表示，“我们目前仍缺乏能够参与国家交流、引领国际合作的年轻科研人员。”
针对这些现状，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积极采取措施：为更好激励自然保护区当地一线工作人员，自2016年起设立CBRN“青年科学奖”和“绿色卫士奖”；于2022年发起“青年人才支持计划”，为相关开放性课题提供小额资助；谋划青年人才队伍的体制化建设，于2020年正式成立CBRN青年创新小组……
“我们也在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王丁补充道。
从科学家到全民参与
“‘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充分发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保护、支撑和发展等方面的功能，且应将保护区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该理念同我国国情十分契合。”王丁解释，“‘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自然保护区工作的第一要义；‘支撑’着眼于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以及科学普及的促进作用；‘发展’强调保护区不应成为当地发展的掣肘，而应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桥梁。”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相关文件和理念，以及国家政策的双重指导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理论创新、科技支撑、政策制定等方面开展了众多工作，如突破以往“封闭式”管理模式，科学建立“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功能分区体系，从而综合统筹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此外，中国科学院牵头搭建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生物圈保护区管理信息系统、CBRN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平台等，不仅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科研人员的“双手”，更让发动更多保护区当地工作人员参与监测和保护工作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自然保护区居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比如，依托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地发展了集民宿、康养、生态旅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鼎湖山保护区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近年来基于保护区丰富且独特的自然资源以及高水平科研成果，探索出科学与环境教育深度融合的“鼎湖山模式”……
“我们去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评估时，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王丁说。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位大婶说“盐城是我国唯一没有山的城市，但保护区是我们社区发展最大的靠山”；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位茶农表示，因为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武夷山的茶是“一片茶叶一片金”。
“我们把优良的生态资源保护好了，就能有很好的生态产品反馈给当地民众。民众幸福感提高后，又能够主动投入保护工作，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王丁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