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车，手里拿着旅行背包，寒假回来休息了一下，见到朋友们后又精神焕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乐观起来。不久前与一位耳科专家的会诊给我带来了一些希望，医生有望诊断出博士生涯伊始就一直困扰我的头晕症的病因，并给出有效的治疗措施。但在邮箱里发现的东西却让我心跳不已：一堆医疗账单。这是堆积在梳妆台上未付账单的最新补充。
当第一次从巴西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我觉得没什么能阻挡自己。但几个月的学习下来，一种持续的眩晕感悄然袭来。走在校园里、阅读论文甚至去购物，我都感到身体摇摇晃晃。我急忙前往大学诊所，医生诊断我患有眩晕症，并建议进行康复治疗。我曾听过无数关于研究生自掏腰包支付各种疾病治疗费用的故事，不愿意背上肯定会远超自己微薄津贴的账单。于是，我转向了视频网站，那里有在家就能做的锻炼教程。整整几周，每晚睡觉前我都会左右转动头部，然后上下移动。最终，症状消失了。我以为已经没事了。
两年后，眩晕再次发作。这一次，锻炼毫无效果，非处方药也未能缓解症状。由于病情日益加重，以至于我难以继续完成博士学业。尽管担心费用问题，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医疗救治。我再次去看医生，医生把我介绍给一位耳科专家。我打电话预约了时间，却被告知要等4个月。远离家人、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我感到无助和沮丧。
不久之后，我离开家乡前往一个更大的城市进行寒假旅行。在那里，我临时预约了一位耳科专家。我先后被转介到多家医院，最后接受了类固醇注射，并被安排脑部核磁共振检查以及更多的耳部检查。目前还没有最终诊断结果，但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在找到病因之前，眩晕很可能会再次发作。不过，这些类固醇让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受到片刻的缓解。
回到家后，我从邮箱里取出了一堆医疗账单，然后联系了学校的医疗保险办公室，要求对推荐的检查项目进行费用估算。即便有学生保险，自付费用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接着又传来一个打击：来自外州医生的转诊证明在当地无效，我仍需要等待本地的耳科专家预约。此时，我正面临着即将复发的症状、堆积如山的医疗账单，以及无法负担所需检查项目费用的困境。我的压力陡然增大。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开始出现心悸、呼吸急促和失眠症状。在佩戴医生指定的心率监测器两天后，诊断结果出来了——窦性心动过速。换句话说，是压力导致的焦虑，身体发出了一种再也无法忽视的警报，这种状况无法持续下去了。
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终于获得了本州的就诊预约，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转诊信息以及更多的账单。然而这一次，我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每年我都会去巴西进行实地调研，在这些行程中我也会接受体检。今年，我拿到了多份来自美国的医疗转诊单，因此能安排进行一些检查，这最终将使我更接近确诊结果。有旅行费用，巴西的公共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也能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我知道自己很幸运能有这个选择。许多其他学生面临类似的挑战，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医疗费用可能会让人不堪重负，尤其是对于那些因签证限制无法赚取超出助学金之外收入的国际学生来说。任何学生都不应被迫在财务生存和医疗保障之间作出选择，任何学生都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像医疗保健这类基本问题上。大学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这样我们才能专注于学业。■
Lara de Macedo Monteiro是佛蒙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DOI:10.1126/science.z4mzzlb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5年5月15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got-sick-during-my-ph-d-couldn-t-afford-treatment-grad-students-need-better-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