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医学院时，导师曾告诉我，她不会为我的博士申请出具推荐信——这是我计划的下一步。“你太敏感了。”她说。仿佛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东西，让我失去了进入自己为之努力奋斗的未来的资格。当时，我感到崩溃不已。说实话，4年过去了，我依然如此。那感觉就像一记重击，由我尊敬且信任的人给予。那一刻种下了至今仍挥之不去的疑虑，但也点燃了一束火花，引领我认识到，别人眼中所谓的弱点，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优势，只不过伴随着日常挑战而已。
在长达6年的医学院学习后，我的心理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包括我自己在内，无人察觉。毕业后，我立即前往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打算投身于既能结合医学又能进行科研的工作领域，这既能满足我乐善好施的一面，也满足了我对人类生理学和疾病的迷恋。那段时期充满了好多“第一次”：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家人和男友独自生活，第一次踏入学术研究的未知领域。
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我焦虑不安，总是分心，面对那些别人似乎能轻松完成的任务，如移液操作或在实验中处理动物，感到力不从心。半夜醒来，我确信没关细胞培养箱，尽管已检查了好几次。压力不断累积，直到到了崩溃边缘。我换了实验室，实际上是重新开始，开始认真对待心理健康问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我去看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并得到了诊断——双相情感障碍II型。
作为一名博士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意味着敏感性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部分。科学本应是令人兴奋的，但对我而言，每一次新的实验都会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压力和疑虑。我会全身心投入研究，试图消除每一个未知因素，有时甚至因此错过截止日期。人们认为这是拖延行为，而我不断听到同样的声音：“坚强起来。”于是，我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挣扎，这意味着我会假装没事，实际上内心并非如此。但自从开始接受治疗，我第一次觉得找到了一些稳定状态。
2023年10月，冲突降临我所在的地区。头顶是空袭警报和无人机的轰鸣，我不得不艰难地决定返回家乡塞尔维亚。但再次归来却带来新的痛苦，在我的祖国，我既没有感到安全，也没有被接纳。我所建立的稳定状态开始瓦解，我知道不能再留下来了。于是我又一次离开，这次是去丹麦——为了在一个更自由的地方重新开始博士学业。
自从来到这里，我通过不断尝试和摸索，找到了让这段旅程更加可持续的方法。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我开始拍摄实验过程的照片和视频，这样我就不用为记录完美笔记而感到焦虑。我学会不把别人的批评理解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我会按时服药，并在需要时主动寻求帮助。最重要的是，我会为自己发声，让主管们知道哪些情况可能会对我造成挑战。
每当遇到困难时，导师关于“敏感性”的那番话就会在脑海中回荡，有时我会怀疑她是否说对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认为这种敏感性并非是一种弱点，它是我产生同理心的根源，正是这种同理心促使我成为一名医生，也是它推动我进行研究，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患者。患有慢性病的经历让我坚信，患者需要的正是那些既具备科学严谨性又具备同情心的医生。
学术界僵化、高压的环境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容易适应。但通过学习如何在追求热爱之事的同时保护好身心健康，我变得更加强大了。我的心理健康问题促使我审视、尊重自己的极限，也让我在一个将情感视为负担的环境中，主动为自己留出容纳情感的空间。■
Nemanja Stanojevic是丹麦罗斯基勒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DOI:10.1126/science.zznt6ej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5年5月29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final-ph-d-student-bipolar-disorder-i-ve-found-strength-perceived-weak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