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在复杂与生态时代 论“和谐心智”与管理变革

   席酉民，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荣誉院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经由本科阶段物理学的逻辑训练、硕士阶段系统工程的整体观提升以及博士阶段管理学的人文滋养，席酉民创立了“和谐管理理论”，领导创建西交利物浦大学并操盘其创新发展，持续深耕于管理和教育领域。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10余项，指导研究生200多名，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联职理事长等职务。

 

   从中国首位管理工程博士到“和谐管理理论”的创立者，从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探索者，席酉民近40年的学术与实践历程，见证并推动了中国管理科学从工程工具走向复杂人本的范式变迁。

   面对人工智能（AI）与数字时代的挑战，席酉民提出的“和谐心智”与“生态管理”，为管理学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在西安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之际，席酉民追溯学术初心，解析变革逻辑，并展望了融合科技与人文的未来教育图景。

 

从系统工程到“和谐理论”的诞生

 

   《科学新闻》：回望近40年的学术历程，您如何理解中国管理科学从“工程化、工具化”走向“复杂系统与人本导向”的演进逻辑？这一变化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科学范式转变？

   席酉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管理以引进消化西方的科学管理工具为主。

   我最初学的是物理学，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和逻辑基础。后来进入西安交通大学读研，专业是“系统工程（管理）”，这让我开始用系统方法思考管理问题。

   在跟随导师参与三峡系统工程的规划建设时，我意识到像三峡这样的大型工程，不仅涉及大坝、船闸、防洪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问题，还涉及移民安置、区域发展等复杂的社会和人文问题。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管理不能仅靠工具和逻辑，必须有系统思维，并且要纳入人文关怀。

   1984年，西安交通大学获批国内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点，我选择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在三峡工程研究中，我观察到系统内部存在“内耗”现象——每个个体追求自身理性，却可能导致整体结果非理性。

   后来我又参与了国务院组织的南海石油开发联合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国际博弈、汇率、环保与多方利益的跨国复杂系统，内耗问题更加凸显。

   为了解决这种系统性内耗，我研究了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最终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了“和谐”这一核心概念。但和谐不是静态的完美状态，而是需要通过机制去趋近的目标。于是，我发展出了“和谐管理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建立两种机制：一是“谐”的机制，即科学的规划设计以达到静态匹配、动态调试与整体优化；二是“和”的机制，即关注人的能动性、群体合作与组织文化，激发个体与群体的主动性。二者需要围绕一个“和谐主题”进行“和谐耦合”，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管理现实。

   这个演进过程实质上反映了管理科学范式从简单的“控制+工具”向“系统整合+人本驱动”的根本转变。管理对象不再是单一的物或事，而是包含人、组织、环境、技术的复杂共生体。

 

生态时代的管理革命与“和谐心智”

 

   《科学新闻》：“和谐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学界影响深远。面对AI、数字化转型等科技浪潮，您认为管理学的核心命题正在发生哪些根本性变化？未来10至20年，管理学科应如何与科技、人文深度融合？

   席酉民：管理与自然科学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管理的情境始终在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管理的主题是“科学化”，补上现代管理知识的课；市场经济深化后，行为科学等人文因素变得重要。而“和谐管理理论”从一开始就主张科学与人文并举。

   数字化和智能化极大地加速了组织边界的模糊和跨界融合，我们进入了“生态管理”时代。管理的目标不再是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营造“生态红利”，实现共生、共享、共赢。

   在这个时代，领导力的内涵也变了。过去领导力依赖于职位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而在生态中，领导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吸引力、号召力和创新引领能力，是自下而上涌现的。管理更多是布局、博弈设计以及培育共生文化。

   “和谐管理理论”恰好能为生态管理提供支撑。生态管理的关键在于协调多元主体，减少内耗，实现共赢，这正是“和谐耦合”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和谐领导力”和“和谐心智”的概念。未来的管理者，尤其是“产业家”——那些能够跨越企业边界、构建产业生态的引领者——更需要这种能够统揽科学逻辑与人文关怀的“和谐心智”。

   未来管理学的突破点必然在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如AI、大数据）、机制设计（博弈论、制度经济学）与人文伦理。研究方向会聚焦于数字资产的管理与治理、人机协同的组织模式、共生生态的激励机制，以及培养具备“和谐心智”的未来领导者。

 

西浦模式、交大精神与未来展望

 

   《科学新闻》：作为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您主导了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实践。这种模式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有哪些深层启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大学应如何培育既能应对全球挑战又具文化根基的创新人才？

   席酉民：筹办西交利物浦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探索未来教育模式的机遇。我们最初的定位就不是简单地再办一所大学，而是希望“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教育”。我们抓住了几个关键点：一是利用国际化平台整合全球优质资源，二是在全球教育亟待重塑的背景下进行探索和引领。

   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模式升级：从最初的国际化专业教育（1.0）；到提出“融合式教育”，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行业学院”（2.0），构建产学研生态；再到将这种精英教育理念向更广泛的教育层次延伸，打造支持终身按兴趣个性化学习以及创新和创业的生态（3.0）。我们试图提供几种可借鉴的教育方案。

   很多人听了觉得好，但认为难以复制，我认为根本在于是否真正愿意改变。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实践启示我们，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导向、分数导向，真正以学生成长和未来社会需求为中心，构建开放、融合、生态化的学习环境。

   培养未来人才，必须在扎实的专业技能训练基础上，强化跨文化理解、系统思维、创新精神和同理心，让他们既具备全球视野，又能扎根中国文化，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新闻》：2026年，西安交通大学迎来建校130周年。您既是校友，也是长期任教于此的学者。面向下一个百年，您对学校有怎样的期待？

   席酉民：西安交通大学从南洋公学到响应国家号召西迁，形成西迁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这种精神使得学校尽管地理位置不占优势，却始终能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坚守育人初心。

   在我看来，西安交通大学在中国高教体系中的独特位置，在于它深厚坚实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底蕴，以及由此衍生的“重实践、讲实干”的学风。

   面向下一个百年，我希望学校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能够更加敏锐地把握时代变革。不仅要有前瞻的“看路”能力，确定准确的方向和战略；更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将创新的理念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