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林宗棠，1926年11月生，福建省闽侯县人。1949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1978年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及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8年4月至1993年4月，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1.2万吨水压机、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等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和主持人。
柳怀祖，曾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及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造中，曾在林宗棠领导下工作。值此林宗棠百岁寿辰之际，柳怀祖深情撰文，追忆那段与林宗棠亦师亦友、相知相交且相互珍惜的岁月，以贺他百岁华诞。
从相识到相知
1977年9月，国家科委重新组建，方毅副总理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家批准在北京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研制一台5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代号“八七”工程，并专门调了一机部副部长赵东宛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主管高能物理实验中心，计划1987年建成。我因参与过在北京玉泉路的高能物理实验预制研究基地建设工作，比较了解情况，被借调到国家科委三局（“八七”工程指挥部），负责国内外的协调工作。赵东宛同志特别重视人才，上任国家科委后的第一件事是为“八七”工程调集精兵强将，从全国各单位点名调35位有经验的技术和工程专家。林宗棠名列第一，这是因为赵东宛同志非常了解林宗棠的水平和能力。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带林宗棠去上海江南造船厂，用“土”的方法，造万吨水压机。同时，一机部另一位副部长带赵东宛同志去苏联援建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造另一台万吨水压机。一南一北两台万吨水压机的建造团队，互相都十分了解。
1978年初，林宗棠从上海来北京赴任，我去机场接他。那时候我不认识他，是举着名牌接机的。他从此成了我的直接领导。
我对196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以上海江南造船厂党委名义发表的《万吨水压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一文印象很深。直到与林宗棠认识多年后，才知晓文章出自他这位亲历者之手。
20世纪40年代末，林宗棠在东北工作时就是很有名的劳动模范，在沈阳的工厂有很大的“向劳动模范林宗棠学习”的标语牌。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到东北调研清华大学办学方针时，了解到林宗棠能和工人打成一片，一起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后说“清华就是要培养像林宗棠这样的学生”。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都称赞林宗棠是“实干家”。
1978年初，林宗棠任国家科委三局副局长、“八七”工程总工程师。并很快进入角色，深入一线学习和工作。物理学家李政道介绍他认识了来访的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主任威尔逊后，他就虚心请教。威尔逊主张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的实验工厂应马上就开始做加速器上的关键部件磁铁。但高能所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几乎没见过加速器磁铁，林宗棠也没见过。他在威尔逊的指导下，与工人一起先做木模型，然后一步一步往下做。多年后，高能所实验工厂做的加速器磁铁不仅在精度和质量上达到国际水平，而且实现了出口。
设计是工程的龙头，作为总工程师，林宗棠上任后立即着手抓加速器的设计。1978年秋冬，林宗棠组织各方面的技术和工程专家在北京的北纬饭店进行“八七”工程联合设计。同时，因为这是国内从未做过的高科技工程的项目，所以他另一手抓国际合作。
此时，正值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率团访问北京。那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施莱辛格部长就是来谈中美有关方面合作的，高能物理研究是其中一个合作的重要内容。施莱辛格非常想把双方高能物理合作的协议带回去。
当时我们也非常想签这个协议，林宗棠就领着我们在北纬饭店起草这个项目的合作协议草稿。当时北京已经很冷，还没开始供暖，北纬饭店条件不是太好，房间里特冷，林宗棠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披着棉大衣工作。
遗憾的是合作协议没有签成，不过我们开始与美方有了正式的接触，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仅过了1个多月，1978年12月16 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双方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31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中美文化合作协定》由两国领导人正式签署，这是此后双方所有科技和文化合作的基础。同时，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我国国家科委与美国能源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可以说这是中美政府间科学领域内第一个合作协议。这个协议的基本框架就是两个多月前，林宗棠领着我们在北纬饭店披着棉大衣起草的那个稿子。
就在国家领导人访美前半个月，1979年1月中旬，林宗棠和当时高能所副所长陆献林已带团在美国考察。这个团是李政道征得美国能源部的同意后，由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出面邀请的。林宗棠他们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深入讨论了一个星期，初步商定了美国各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接纳中国访问学者安排等。
双方商定在中美高能物理研究合作协议规定下，组织这个合作项目的正式政府间联合委员会，即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两国举行会议，负责具体的合作工作。其中，美方由美国能源部及其所属的五大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领导，中方则由中国科学院及所属高能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经过协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于1979年6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方的主席是张文裕，执行主席是林宗棠，主要成员有朱洪元、胡宁、谢家麟和肖健。美方执行主席是美国能源部负责基础研究的官员詹姆斯•李斯，成员有李政道及美国能源部所属的五大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的领导人潘诺夫斯基、威尔逊、哈德绍、弗尔兹、瓦里曼、范德林、丹尼、袁家骝。
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正式展开。随后，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中美两国召开，直到2017年才停止。
林宗棠与李政道虽然是20世纪抗日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同学，但两人当时并不相识。从1979年初，林宗棠率团访美开始，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合作问题。后来两人配合默契，结下很深的友谊。
第一次两国联合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李政道与林宗棠两人关于在美国建立中国高能加速器工程办事处的提议。办事处负责协调合作中的一些具体事务，办理相关手续，同时负责采购“八七”工程所需的器材。这也是新中国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非外交使团的专门项目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就设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经林宗棠提议，“八七”工程指挥部派季承和陆震两人及一位翻译为常驻的联络人员。1979年8月，三人赴美上任，直至1981年1月下旬“八七”工程下马才撤回国。
这个在历史上存在时间不长的办事处在“八七”工程中，在中美合作、人员交往、与美国五大国家实验室的沟通、有关器材的采购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开辟了渠道。
1981年1月10 日，有14 位美籍华人科学家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认为中国建造5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耗资大，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没有明确的物理目标，做不出有意义的物理研究，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的轻重取舍上有所调整。
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八七”工程）下马。其实“八七”工程上马前，国内外就对这项工程有很多不同意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高能加速器（“八七”工程）的建设也提出了质询和反对意见。为此，林宗棠曾专门去全国政协的科教组汇报解释和说明工程情况。
“八七”工程下马后，经过多方争取，1981年1月29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北京玉泉路的加速器预制项目不下马。同时，方毅同志遵照中央领导人指示，召集专家对高能加速器项目方案再进行论证。
“八七”工程虽然下马了，但为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备研制积累了经验，做了技术上的准备，同时开拓了我们与美国及欧洲、日本的合作渠道。
1977年冬天我去机场接机时与林宗棠相识，到1981年1月“八七”工程下马，我对他的钻研精神、他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的实干精神以及坦诚的为人，十分钦佩。他待人谦和，没架子，我在与他相处中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可谓从相识到相知。
从相知到相交
“八七”工程下马后，经过两年讨论，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等著名华人科学家建议的2×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得到一致认可，中国高能加速器研制有了新的转机。1983年12月，中央将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并决定成立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跨部委工程领导小组。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上马后，作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林宗棠是跨部委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主管工程的设备研制。我则负责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他还是我领导，我们配合得很好。
当时，林宗棠还是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这个领导小组是国务院跨部委的非常设机构，组长是总理，任务是促进协调，监督国家重大装备的研制。林宗棠与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同志商量后，决定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列入国家重大装备专项，并在重大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大办”）内设立一个对撞设备研制的小组。林宗棠还亲自选定了30kW高频发射机等八项对撞机设备中的关键设备为“重大办”重点抓的研制项目。
对撞机是复杂的高科技系统工程，任何部件的质量都会影响全局。林宗棠在抓国家重大设备研制中一直十分重视质量，他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把拼的精神用在确保质量上”的方针。他对各项目从材料到制造每一步都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质量要求。比如，各设备都要经过专家小组鉴定才能投产，每一道工艺都严格按规范检验，不合格的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更不准出厂。林宗棠还经常深入高能所及其他参与研制、生产单位的研究室和车间，与技术人员和工人研究质量问题。当质量和进度发生矛盾时，林宗棠都坚持强调“质量第一”的原则，进度要服从质量。同时，领导小组决定派高能所的技术设计人员驻厂，与工厂的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解决影响质量的问题，进行质量监督，从而确保了整个对撞机的质量。正是这种“质量第一”的追求，创造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调试一次成功的奇迹。
对撞机工程要用到大批精密的磁铁，质量要求十分苛刻。加工这些磁铁所用的材料是叠起来的矽钢片，后者在各有关元素的含量、同板差上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1985年初，一家大型央企钢铁公司生产的第一批矽钢运来时，碳含量、同板差等都还没测，仅看外观就能判断不合格。林宗棠当即指示：“退货！”正是在这样“苛刻”要求下完成的矽钢片，保证了日后对撞机一次对撞成功。
主漂移室是探测器谱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直径2.3米，长2.2米的铝圆筒形装置。由于对探测粒子定位精度的要求，需在4厘米厚、相距2.3米的两个铝质端面板上，钻上位置精度50微米、孔径差18微米的2万个孔，还要在两端面板2.3米的空间拉2万根比头发还细的镀金钨丝，技术难度很大，对每根丝的张力、绝缘等特性有严格的要求。
端面板是由航天工业部3531厂研制加工的。1986 年底，钻孔位置的精度仍达不到要求。1987年1月6日，林宗棠带着我去 3531厂，现场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那天上午9点多，林宗棠在办公室处理完工作打电话给我：“咱们现在出发，机场碰头。”早晨我们俩还在各自的办公室，9点多说走就走了。
下午3点多我们飞到贵阳后，再乘车到遵义061基地的办公地点已是凌晨1点半。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现在想想都后怕，晚上黑咕隆咚的，全是盘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好在天黑，路上什么都看不见。
凌晨2点“吃晚饭”时，林宗棠问了一些工厂情况，主要围绕主漂移室端板加工情况。睡了不到四个钟头，早上7点吃完早饭后，我们去“山、散、洞”工厂的车间。所谓“山、散、洞”是“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防备侵略战争，国家提出国防工业项目要搬到三线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建设的，有的还要进山洞。一个车间离另一个车间十里八里路，分散在山沟里。林宗棠说，“直接上车间。”
3531 厂已用上了当时最精密、最好的数控机床加工端板，如果精度仍不够，就很难达到要求了。林宗棠在数控机床旁，与工人、技术人员讨论。这是他几十年工作的老办法，他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琢磨、一起找原因，直到中午12点半，总算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午，他就在车间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吃午饭，边吃饭还边讨论落实。饭后，工厂的师傅就按讨论的意见调试。果然，精度可以达到要求了，大家都放心了。
下午，林宗棠又去看了另外一个在山洞里的工厂，然后就直接回贵阳，抵达时又是凌晨1点半。那时候贵阳的宾馆不像现在这样24小时营业，半夜大铁门都锁了。虽然服务员给我们留了房间，但我们敲了半天门才进去，服务员说要给我们弄吃的，林宗棠说：“不吃不吃，睡觉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飞回北京，下飞机后各自直接到办公室干活了。这就是林宗棠的工作方式。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在1988年10月提前高质量建成。那时林宗棠已调往新组建的航空航天部任部长了。
忘年情未了
我国正负电子对撞机1988年建成后，凭借优异的质量、低廉的价格、强大的产品研发制造能力，令各国科学家折服。在李政道的联络下，中美科学家广泛交换意见，特别经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渠道讨论后，1993年中国政府决定，中国参加美国主持的超导超级对撞机的国际合作，并以中国产品作为投资。中央认为，这样“参与重大高科技国际合作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的科研和工艺技术水平，直接参加最前沿科研，促进科技进步并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同时，了解新的科学发展动向，还可学习、引进新的技术，为加强此事的领导和协调，国家决定沿用领导小组的组织形式，成立了规格很高的国务院超级对撞机国际合作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任组长，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任副组长，成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张寿、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等。林宗棠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我是副主任。为方便对外商务和技术交流，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中国加速器研发中心”名义对外活动，林宗棠也是这个中心的主任，我是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理了大量具体合作项目的技术和商务问题，并负责具体组织中方各单位的研制工作，我们力争有更多的合作研究和生产制造。双方合作十分热络，我国参加此项目的有关研究、生产单位都是来自各部委所属的大单位，超过22家。从大型磁铁支架到光电倍增器、阴极条板、闪烁计数器、电容开关阵列、模数变换器、电路功能块等高技术产品，从材料研发到产品设计研制无所不包。林宗棠还亲自主持了磁铁支架的设计，他提出用焊接支架取代美方原设计的铸造支架，并做了应力、应变分析和试验，可节省上万吨不锈钢，受到美方高度赞扬。林宗棠还陪同李政道及美方人员赴西安等地实地考察了一些参加研制的工厂。领导小组的周光召、甘子玉等还多次会见美国能源部和超级对撞机实验室领导人，听取和讨论合作中的问题。美方人员多次前往中方参加这个合作的研究所、工厂，现场进行具体研究和讨论。美方看到中方这些单位的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后，大为赞赏。林宗棠还前往美国达拉斯超导对撞机现场与美方讨论、研究具体合作项目指标，并与李政道推荐的我国已在超级对撞机实验室工作的陈森玉等专家交换意见。领导小组办公室（加速器研发中心）不定期向领导小组成员、各有关部委和参加单位发送“超级对撞机简报”通报情况。
当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93年10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停止了。由于预算赤字，超导超级对撞机等大项目成为消除赤字的牺牲品。
林宗棠不仅是一位实干的机械方面专家，也是一位十分有能力的领导干部。50多年来，他为祖国的机械工业和航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地实干，作出了很大贡献，有“工业巨匠”的美称。退居二线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后，林宗棠仍十分认真地调研，在山西炼焦、污染焦炉改造、上海黄浦江治理、保护淮海路梧桐树等环境问题上深入调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受到地方的重视。1998年，林宗棠接替吕东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后，仍然十分投入地工作。2001年，他倡导成立“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推动了我国工业产品走向世界；召集全国工业行业会议组织制定全国工业行业协会职能，规范了工业行业协会的工作职能；组织研究推进行业协会的立法工作；组织召开了74个国家、地区的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出席的“世界工商行业峰会”，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国际商业行业的交流；建立了“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制度，让大企业的领导更多参加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多次去深圳，与当地工业经济联合会的同志一起研究帮助深圳企业的发展等，直到2003年卸任。
2013年，已87岁高龄的林宗棠仍在家里钻研3D打印技术。他弄了几台3D打印机，从打印塑料件到金属件，就像一个家庭小作坊。他经常去全国各地3D打印技术研究单位、企业学习请教。在此基础上，他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抓3D打印技术的一些建议，推动了3D打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2016年，90 岁高龄的林宗棠还是常去各地调研3D打印技术，我退休后也随他去过上海、深圳等地调研环境和3D打印技术。那时候，他依旧是在火车睡一夜，到上海、深圳后直接去工厂车间调研，晚上又坐火车回北京，回来接着就找人商量。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的。
高尚情操
林宗棠的夫人佟一莹是一位善良、朴实的人，也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几十年里除了自己的工作，她还承担了相夫教子的任务，培养的三个子女都是优秀的技术专家和学者。佟一莹为人诚恳、谦和，从不过问、插手林宗棠的工作。她与李政道的夫人秦惠是好友，秦惠在北京时，俩人常一起聊天、逛街。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她提前退休。由于子女均不在身边，生病的佟一莹全靠林宗棠精心照顾。2007年佟一莹去世前住院期间，林宗棠为方便照顾妻子，就在病房外走廊的长条椅上睡觉。医院院长发现后，给他找了房间休息。林宗棠不仅深爱妻子，还严于律己，他从不因自己的私事惊动麻烦别人和下属。
林宗棠还是一位先人后己的领导干部。1989年，他上任航空航天部部长后，遇到一位多年没解决住房问题的原航空工业部老副部长。林宗棠当即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这位副部长，他则住进航空航天部大院的普通宿舍，直至今日。
林宗棠不仅在工作上对技术尤其是新技术不断学习钻研，在生活上也十分有情趣、爱学习。他喜欢自己做饭，经常在宴会后到厨房向师傅学习。比如，在钓鱼台宴会后，他去后厨学习做乌鱼蛋汤；在兰州宴会后，他向大师傅学兰州拉面；在上海锦江饭店宴会后，向大师傅学炒水晶虾仁等。他在家请客，从来都是自己做饭。他不止一次亲自下厨请李政道等人吃饭。他还爱养花、养鱼，在屋外小园子里种了各种花、养了很多鱼，不仅挖了个小鱼池，还给鱼池添加了太阳能加温设备，冬季鱼儿仍可游。退休后，我去他家看望他时，他大多时间穿着旧工作服，在小小的庭院中“劳作”。他每天练习毛笔字，几十年如一日。
随着年纪增长，林宗棠的听力越来越差，左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这几年聚会时，他常把我拉到他身边做声音“放大器”、大声转述别人说的话。当然，我感到林宗棠有时亦“装聋”，以“听不见”来拒绝听某些不愿听的东西，图个清静。
他曾几次罹患癌症，手术后都十分乐观。一次胆囊手术后，他对我说，“人称林大胆的没胆了”。还有一次，摘掉一个肾后，他让医生把瓶中的肾给我看，开玩笑说：“你看，拿我一个腰子，还拿走那么大里脊”。我想，他之所以能长寿，乐观、坦荡、无欲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谨以此祝贺良师益友的林宗棠百岁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