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化学讲师，我一直不太清楚学生们到底能真正吸收多少课程内容，因此决定进行一次实验。在一次课结束时，我给每个学生一张可以书写的索引卡，然后在黑板上列出我讲授的关键知识点，要求全班同学把这些知识点抄写到索引卡上，并在每个知识点旁边用绿色、黄色或红色标注。绿色表示“我对此掌握得很好”，黄色表示“我还有些不太确定”，红色则表示更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或没听懂”。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但满怀期待地等着收集并检查这些卡片，希望能全面、实时地了解学生真实掌握知识点的情况。
多年前，当我刚开始作为研究生助教授课时，我只管讲课，从未质疑过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如果没有人举手提问，我就认为内容讲得清楚明白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考试结束后，我发现学生对某些概念存在误解，然后便思考怎样才能早点干预。因为学生必须先掌握某些概念才能继续学习其他内容，如果不能尽早发现问题，错误就会不断累积。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接受的训练是寻找证据、检验假设并根据数据进行调整。然而在课堂上，我只是授课而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这感觉就像是对着一片虚空讲话，没有机会进行调整。
我需要一种方法以提前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以免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我本可以定期进行测验，以此来评估他们的学习进度。但我真正想要测试的是自己的教学方法，并且在寻找一种不那么紧张的方式来收集反馈意见。在成为化学讲师后不久，我就开始尝试使用索引卡。每次课后我都会收集卡片，并找出那些被标注为黄色和红色且评论最多的题目。
颜色的分布——也就是我所说的“交通信号灯”——让我大开眼界。那些我认为简单明了的概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黄色和红色的混合。我第一次对全班同学的理解情况有了直观认识，很快改变了教学方式。我不再将授课视为语言呈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我可以与学生一起测试、调整和学习。
重要的是，黄色和红色的信号告诉我需要放慢节奏。有一次课上我讲授了“凝固点降低”这一概念，很明显许多学生都难以理解。有些学生的反应是绿色，但大多数学生的反应是黄色和红色。所以，在接下来的课程开始时，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复习，并以一个实际例子讲解为什么盐会降低道路上水的凝固点。我还特意告诉学生，在其他讲座中，如果他们对我们复习过的黄色和红色知识点仍有疑问，欢迎在办公时间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因为疫情教学转为线上时，我无法使用实体卡片，于是便开发出电子版。每节课结束时，我会在共享屏幕上列出重点内容，要求学生针对每个内容发送一条聊天信息，告诉我他们对该内容的理解程度。比如，一个学生可能会发送一条写着“绿色、绿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聊天信息。
随着继续使用这些卡片，我发现它们不仅对我有帮助，也启发了学生，让他们能够反思所学内容，从而更清楚自己在理解上的不足之处。“直到必须选择一种颜色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懂了多少。”一个学生告诉我。其他人也表示，当公布颜色分布，让他们意识到对某个概念没有完全理解的不只有自己时，他们反而感到很释然。
每一批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继续使用这些卡片，不断调整教学材料和方法。尽管我制定这个策略是针对化学课的，但它也可以应用于任何需要反馈的场合——实验室会议、专业培训班，甚至研讨会。更广泛的启示在于，科学传播就像科学本身一样，依赖于证据和洞察力而蓬勃发展。■
Yunteng He是中央社区学院的化学讲师。
DOI:10.1126/science.zzcv70q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6年2月19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wasn-t-sure-students-were-grasping-my-lessons-so-i-devised-experi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