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身着实验室工作服的女孩正从一片生菜中提取脱氧核糖核酸（DNA）。她拿着移液管的样子仿佛握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如果呼吸太重就会把它弄坏。在她身旁，一个男孩调整着护目镜，避免与人对视。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不是没有问题要问，而是在成长路上的某个时刻，有人教导他要保持沉默。在那栋实验室之外，他们的父母正在亚利桑那州的阳光下工作，采摘同样的作物。他们从地里拔出生菜来供应这个国家，他们的孩子则从中提取遗传物质以了解它。这种重叠并非偶然。在这个为期一周的夏令营里，我们旨在向学生们展示，从他们所在社区祖辈世代从事的农业劳动，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存在着一条通路。
这个项目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因为我也在一个农业小镇长大，是移民来的农场工人的儿子。那里的学校资金匮乏，辅导员工作负担过重，期望值也相当低。上大学并非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只是少数人的选择。我知道那种坐在教室里被培养成劳动力而非领导者的感觉，也知道那种无声的筛选过程会告诉一些学生他们适合上大学，而另一些学生不适合。
我高中毕业时的平均绩点（GPA）只有1.9分，所以只能选择上社区大学。即便如此，我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第一年，我多次退学，成绩一直不佳，最终GPA降到了0分。但慢慢地，课一门接一门地学下来，我终于找到了方向。有几位老师鼓励我坚持下去，最终我得以转学。15年后，我获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些成就是当年的我绝对无法想象的。
如今，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终身教职的教师，但考虑到我的出身背景，这份工作仍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入职后不久，州教育部门的官员就向我所在的学院提出了一个想法——为来自移民农场工人家庭的学生开展一个STEM项目，这个群体虽然有农业知识传承的家族背景，但在科学领域的人才比例偏低。
我知道这类项目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我是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培训项目培养的人才，这些项目在我接受教育的关键阶段给予了我帮助。比如，在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一个针对弱势家庭学生的教育部项目帮助我朝着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向迈进，当时这条路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我一直坚信，天才在社会中是均匀分布的，只是需要通过接触科学得以展现。
于是我接受了该州的挑战，与同事一起开发了一个项目，连续4个暑假每年招收50至80名高中生参加。学生们住在宿舍里，在食堂用餐，并在教师指导下轮流参加沉浸式、实践性的实验室课程。这个为期一周的项目旨在重现大学的学习体验，让科学变得具体且易于理解。对几届学生的评估显示，学生们都有持续的进步，包括对STEM职业的兴趣有所增加，以及对上大学的期望有了切实的提升。从材料上看，这个项目是有效的。
然而，我最欣赏的成果并非是用数字衡量的。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们初来乍到时神情羞怯、谨小慎微，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也不清楚该如何融入学术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走进大学实验室，看到那些与他们一样的人时，便开始自信地提问，坦率地谈论自己想要成为医生和研究人员的愿望。到最后，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在短短一周内建立起来的集体。
这段经历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因为我曾经是一名GPA仅为1.9分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一直等待有人能发现那些数据所无法体现的潜力。我能与那个最初手握移液管犹豫不决、而如今能自信地稳稳握住它的女孩产生共鸣，也能在那个从未问过问题、现在却好奇而投入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希望这个系统在评估潜力时能更注重超越传统的学术指标。看着这些学生，我深深体会到，当有人在你身上看到了你自身尚未察觉到的闪光点时，那一刻是多么具有变革性意义。■
Gilberto Lopez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特聘教授。
DOI:10.1126/science.z80df45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6年3月5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why-we-should-look-beyond-grades-spot-potential-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