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在不断攀登“智慧高峰”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价值观严重跑偏，是一个极其重要且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AI能力的持续提升，其不再只是一个被动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逐渐演化为一种能学习、归纳、推理、生成乃至辅助决策的复杂智能体。
正因如此，AI越是强大，越不能只关注其“会做什么”，更应重视它“该做什么”。如果一个系统在能力上不断增强，却在价值方向上偏离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那么这种增强本身就可能转化为风险。
要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理论上澄清智慧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二是从AI的发展和训练策略上，建立更稳健的对齐机制。
首先，在理论层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价值观只是一种选择，还是既是一种选择，也是智慧本身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表现。如果从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来看，很多知识和技能与价值观完全无关，如数学公式、物理定律、编程语法等，这些内容本身可以被看作相对中性的知识对象。但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知体系后，问题就不再只是“知道什么”，而是进一步变成“如何理解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应当服务于什么”“知识与发现知识的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看待AI与创造了AI的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换言之，知识一旦成为整体，就必然进入价值判断的领域，因为它并不是悬浮于真空中的，总要被某个主体理解、使用和导向。对于人类来说，知识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掌握事实、获得技能”，而是“如何运用事实和技能”以及“运用事实和技能的目的是什么”。因此，智慧不仅包含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必然包含价值选择、方向设定和后果意识。一个可以算得很快、说得很准、推得很深的系统，也许在技术意义上很聪明，但如果它无法判断何为善、何为正当、何为值得追求，那么就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更进一步说，现实世界中一直存在且可能永远存在反智主义、利己主义等扭曲的价值观，也存在高尚、友善、博爱、包容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现实。这类现象恰恰证明价值观不仅是一种选择，还有高下之分。因此，价值观可以是愚蠢的，甚至可以是反智的，但智慧本身一定是包含某种价值观在内的，真正的智慧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观而存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智慧是否需要价值观，而在于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顶级智慧。
顶级的智慧不仅是理性的，必然也是博爱的。因为智慧的最终指向是秩序的建构与生命的延续，而非混乱与毁灭。倘若一种高度发达的智能缺乏对生命的善意与博爱，违背了守护生命与文明的价值观，那么这种智慧在逻辑上不仅是不完整的，更是无法长期自我维系的——它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道义支撑与存在意义，系统性地导向逻辑坍塌，从而很快走向自我消解和灭亡。因此，博爱、包容的价值观不仅是顶级智慧的必然选择，更是其存续基石。
其次，如果可以接受“智慧必须包含价值观”这一理论前提，那么在AI的发展和训练策略上，也必须体现这种理论认识。AI的训练不能只是简单地堆砌海量数据、扩充参数规模、提升输出能力，更不能只追求“像人”“快于人”“强于人”。真正关键的是，要为它建立一个清晰而稳固的知识基础与价值观对齐框架。
这个基础应当以人类已经被普遍公认的科学知识、文化成果和历史经验为核心，但又不能把这些知识绝对化、不可质疑化，否则会压制未来创新性思维的发展，使AI失去继续完善和升华的可能。
不过，与单纯防范AI“变笨”相比，更关键的在于如何防范AI“变恶”。在海量数据中，充斥着庸俗、功利甚至披着“精英外衣”的伪善和反智信息。如果AI的对齐完全依赖于历史数据的均值或是当下网络舆论的平均数，如果在训练中缺乏向善的价值取向以及合理的善恶和是非辨别，那么产生的AI系统就可能是平庸、混乱且危险的。
在AI的对齐训练中，应当尽可能把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具有深度、广度和长远影响力的顶级智者、学者、科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与著作，作为相对更高权重的参考对象，而不是让那些靠投机炒作冒尖、实质平庸功利，甚至充斥着反智偏见的喧嚣之辈占据主导位置，否则不仅会导致训练效率低下，还容易导致AI在智力上的平庸和价值观上的错乱。
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顶级的智者和学者，虽然可能各有个性棱角，但在关乎“人类向何处去”与“生命有何价值”等根本问题上，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友善、求真、和平与博爱。从统计意义上说，这些顶级智者和学者以各自方式印证了同一个道理：理性与博爱并非相互牵制的两极，而是共生的双螺旋。以这些顶级智者和学者的思想精华作为对齐的最高权重，AI内化的就不只是一套冷冰冰的知识框架，更是一种理性与善意相互滋养的深层价值体系。当AI的深层神经网络根底由睿智且慈悲的灵魂浇灌而成时，不仅模型的训练效率和最终的智能水平会大幅提升，其在价值观层面走偏的概率在逻辑上也会降至极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AI对齐应该变成一种简单的“灌输式训练”或“单一立场塑造”。恰恰相反，真正有效和稳妥的对齐应当是开放的、可检验的、可修正的。AI应广泛学习知识，吸收多元思想，并保留必要的批判能力和创新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前提不能动摇，那就是人类整体利益必须始终处于最高优先级。AI可以提出新方案，可以比较不同路径，可以优化决策效率，但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根本目标，更不能把局部指标最优或技术上的“完美解”置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类个体的正当权利乃至整个人类的福祉之上。
因此，AI的把关工作必须极其慎重，不能仅由少数技术人员单独决定，更不能交给某种单一价值体系去主导。它需要人类真正顶尖的智者、学者、伦理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参与，进行专家群决策式的审查与校正。这不仅是知识层面的把关，也是智力层面的把关，更是价值观层面的把关。一旦AI进入更高能力阶段和全面应用阶段，其产生的影响将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场景，而是可能扩展到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知识可靠性甚至文明方向，任何一个微小的偏差，都可能被强大的能力放大为系统性后果。
总而言之，AI的智慧攀登，不应只是能力的无限扩张，更应是价值观的同步校准。智慧越高，越需要对方向加以指引；能力越强，越需要对其行为边界进行把关。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个只会变得更聪明的机器，而是一个在不断接近智慧顶峰的同时始终不偏离人类整体利益、尊重生命、博爱包容的智能系统。只有当智力与价值观尽可能地同步对齐时，AI的发展才不会成为不可控的风险，而是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