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急诊室里，突然失明了。作为一名运动学习科学家，我深知这不是个好兆头。在病床上，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我得知自己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MS）。我的视力随后恢复了，但疾病的进程却令人沮丧：我大概能撑到55岁，之后会怎样谁也说不准。就在领导学术研究小组的第四年，我突然面临这样的抉择：不仅可能失去作为资深学者所能获得的智力上的成就感，也可能失去职业生涯中高收入的黄金岁月。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了在身体日渐衰退时能支撑起这个家，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长期以来对学术界经济得失的那些观念。
作为没有经济保障的移民家庭的一员，我和妻子深谙金钱压力的滋味。但即便在财务状况并不乐观的情况下，从事学术工作对我而言仍有一种使命感。我坚信，只要自己像学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那样尽职尽责地付出努力，将全部精力投入下一笔资助申请或晋升申请中，最终一定会获得经济上的喘息空间。与此同时，我恨不得把合同里的每一分钱都抠出来，甚至为了多拿点实际工资，连人寿保险和残疾保险都放弃了。这虽然有风险，但我却在为学术未来加倍投入。
当确诊MS后，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我必须现在就尽可能多地赚钱，这样一旦无法工作时，家人也能有保障。甚至在确诊之前，经济压力就已经让我考虑离开学术界的可能性，但离开后的前景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招聘专员和猎头告诉我，我的技能范围太狭窄，不适合企业界。最重要的是，我还是不想离开，我仍然对探索新发现充满热情。
当思考自己的选择时，我意识到，答案或许就藏在作为一名运动学习科学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同行所存在的某种差异之处。他们受邀参加学术会议；我则在教练员培训活动中发表演讲，为他们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帮助他们设计更有效的训练方案。我享受这些机会，也知道它们能带来收入，但我曾担心会“出卖”自己、损害学术操守。也许是时候改变这种想法了。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才慢慢接受了病情，终于做好了准备。在得到系主任的许可后，我开始为运动队提供有偿咨询服务，以顾问身份融入教练团队，同时继续承担学术工作。增加的收入为我们家庭迫切需要的经济支持提供了保障。在我无法信任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时候，看到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向我寻求指导，以及自己的学术工作能立刻派上用场，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满足。
随着工作逐渐增多，我开始考虑下一步——创办一家公司。由于发病时身体的疲劳感来得又急又猛，我质疑自己能否同时胜任学者和创业者两种角色。但对病情恶化的恐惧战胜了犹豫。在系主任的持续支持以及一位律师的帮助下，我成立了这样一家公司：只要能与学术工作保持分离，它就可以合法合规地运营。
如今，距离确诊已近六年，我的病情趋于稳定，当时被迫作出的改变彻底重塑了我的人生。我的家庭终于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体育咨询工作也让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更好的方法。那种对下一份出版物或资助项目盲目追逐的执念，已被运动员及其他研究对象的实际需求所取代。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并未受到威胁，反而更加扎实。
多年来，我一直等待着获得超越“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地位的认可，结果却发现这台机器根本没有为自己提供任何保障。如今，我明白了让自己的价值多元化，一点都不丢人。■
Job Fransen是查尔斯特大学副教授、SkillACQ创始人。
DOI:10.1126/science.z348k9r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6年6月25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how-medical-crisis-spurred-me-become-academic-entreprene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