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一年级本科生上第一堂课前的几分钟，我站在一间锁着的教室门外，手忙脚乱地翻找着包，试图在学生到来之前进去把设备准备好。一位路过的工作人员安慰我说：“别担心，你没有迟到。教授很快就会过来布置教室的。”这些话印证了我最害怕的事情：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教授。我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我就是那位教授，能帮我开一下门吗？”这不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他人低估身份了。但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它让我不得不直面一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必须证明“属于这里”？
作为一名在英国一所大学工作的身材娇小的34岁印度女性，我并不符合通常的权威形象。人们常常把我误认为本科生、研究助理或博士生。有时，学生或保安直接称呼我为“小姐”。在学术界之外，我已接近通常所说的“高龄产妇”的范畴。而在学术圈内，人们却认为我太年轻，根本不像是助理教授。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全球南方的女性，能够在西方学术界站稳脚跟只是成功的一半。一旦进入，我们会遭遇难以言说的重重阻碍。和许多研究人员一样，我在研究成果、教学风格、对所在机构及更广泛的学术界的贡献方面存在不安的顾虑。与此同时，我还要花精力证明自己属于这里，其他人则把精力投入科学研究。
第一年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超出规定工作量的额外课程，因为坚信多做些工作才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渐渐地，我不再等待别人看低，而是开始看低自己。我不断质疑自己是否够格，盘算着究竟能在课堂上、与学生会面时、与新同事交流时，甚至在自己领导的项目中展现出多少真实的自我。
在一次迎新会上，一位迟到的学生问：“不好意思，请问您到底是谁？是博士生还是……”我不得不一一列举自己的学历背景（在印度、美国和英国获得的学位，以及长达十多年的学习经历），好像这些能让我免受房间里已存在的种种猜测的影响。尽管它们似乎平息了学生心中的疑虑，但在我心里，那些疑虑并未消失。
如今，作为助理教授的第二个学年即将结束，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感悟：真正的工作并非说服自己“属于这里”——好像这是一个靠足够意志力就能解决的自信问题。相反，挑战在于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方式，以及对那些告诉我“你看起来不像教授”的微妙且持久的言论的反应方式。这包括摒弃对这些信息的下意识反应，如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或者抢先自嘲一下作为掩饰。
这需要高度的警觉性。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归属感并不需要一直靠努力获得。在最近的一次行政会议上，有人问我是否是兼职员工，那一瞬间我又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想要为自己辩解甚至道歉的冲动。但在做出行动之前，我及时克制住了。我说我是正式教员，然后就继续讨论。
细微的举动能激励我不断前行。我把一名大三学生写的感谢便条放在床头柜上。这名学生写道：“他们之前并未意识到有一位与他们相像的导师是多么有力量。”如今我明白了，我的存在并非仅仅关乎个人的旅程，而是关乎为他人打开一扇门。
去年夏天，一位资深同事提名我参加教学优秀奖评选，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搞错了”。我仍在努力克服这种本能反应，但已经在慢慢进步了。现在，我不再在课堂一开始就急于为自己的存在找理由，而是直接打开电脑，望向学生们，然后开始讲课。今年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有两名学生走到我面前，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我的课。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一次我让自己相信了他们的话。■
Sakshi Ghai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DOI:10.1126/science.z11x6bu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6年6月4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may-not-look-professor-now-i-know-i-belong。
